從密縣縣署看古代吏治制度

老城

一部縣志，基本上是一個地方的百科全書，往往包羅有歷史沿革、官員任職、山水地理、社會經濟、文化雜聞等。通過研究清嘉慶版《密縣志》，我們發現，僅官員的職官表、選舉表就占據了106頁，這從一個側面表明了中國文化的一個特有現象：對人才的推崇和對官員的敬重；縣志中記錄縣令（知縣）計有220余位，他們中間一部分人，政績卓著，祀享尊崇，深得密人厚愛。這些，對研究古代吏治文化都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翻開浩瀚的史冊，打開塵封的歲月，瀏覽中國古代封建官場，官員們如走馬燈頻繁輪換，真真是“人事有更迭，往來成古今”。我們知道，治國理政，離不開大大小小的官吏。中國自先秦時期開始，法家就提出了“治國必先治吏”的政治主張，到清代，唐甄提出“治民必先治官”的觀點，不難看出，我國古代治國方略從來都是以治官來達到治國的目的。

由于儒家“民本、仁政”思想的廣泛影響，中國歷代王朝對吏治問題高度重視，其重視的程度以及所建立的精美完整的系統，在世界歷史上絕無僅有。法國人文主義思想家伏爾泰表達過這樣的意思：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最合乎自然而又最神圣的法則”之上的：中國的皇帝圣明仁愛；在公平完善的選官制度下，中國的官吏是具有知識和德行的人才；在公正與仁愛相結合的原則下，法律不僅僅是“用以治罪，而在中國，其作用更大，用以褒獎善行”。伏爾泰的話顯然是一種誤讀，他忽略了中國古代政治的專制本質，但是，對中國古代吏治制度的推崇，卻也不無道理。如何治理官吏，從古至今，歷朝歷代都留下有諸多經驗。

治理官吏，也就是對中央及地方官吏的管理。這這方面，中國古代形成有一整套完備的機制，它涉及官吏的教育、選拔、任免、考核、獎懲和監察等方面。我們知道，由人及物，縣令與縣衙，密不可分，交相輝映，他們共同構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中國吏治文化百科全書。今天， 對于大多數人來講，要詳盡了解這些古代官吏文化，摸清官吏的選拔、任用及名目繁多的制度運行，幾乎等于是一門艱深的學問。但是走進密縣縣衙，面對著古樸有序的建筑群落，感受著等級森嚴的封建秩序，不追想一下過去鮮活的一幕，不了解一下繁瑣但有效的科舉考試、官員選拔任職之類的制度方法，恐有入寶山而空返之感。

科考制度，源源不斷的人才儲
孔子曰：學而優則仕；白居易有詩曰：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才須待十年期。《神童詩》中也有一句經典的話：滿堂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仕”、“才”、“讀書人”這些詞語，恰切地道出了古代封建社會讀書人的道德理想，通過科考、為官，達到“兼濟天下”。間接地，通過綿延千年的科考制度，中國古代形成了以士大夫階層為核心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中國古代吏治文化的基礎。

今天，科舉制度廢除一百年了，百年來人們一直對它褒貶不一。其實，當我們冷靜、科學、理性地對它重新審視，不難發現，它蘊涵著十分珍貴的可供借鑒的基本原理——選考。所謂選考，即通過考試選拔人才。它與現代西方人事行政學中的“考選”(Selection)概念大體相同。以上的各項制度，自宋以后一直沿用，即便在當今考試中，許多些做法仍然不失其使用價值。

沿革
科舉考試制度始于隋朝、唐朝，成熟于宋朝，盛行于明朝、清朝。在一千多年中，通過開科考試，共遴選了十萬進士，為封建官僚機構提供了大量人才。以明清的密縣而論，據統計，有進士20人，其中武進士3人，舉人150人，貢生386人，雜流131人。由于明代以前各版本的密縣志都已不存，對密邑歷代名人缺乏系統記載，密縣的歷史名人有斷代，我們統計的數據只是根據清版和民國版《密縣志》及有關族譜的對明清時期入仕的記載。由此可以想見，科舉制度對每個地方的影響。現今，密縣城北的青屏山上建有屏峰塔一座，傳說就與振興密邑文風有關。

雜流
指沒有通過科考而自學成才的志士，他們約有大部分都授有官職，但也有不求仕進的隱者。在新密，這些人里，有主講檜陽、松泉書院的，也有設教鄉里、培養人才的，他們致力于教學，曾幾度使密邑文風大振。如明崇禎丙子年（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舉人韓繼文，字紹之，少孤家貧，勤苦力學，崇禎十四年，闖王反密，人言：“此良善舉人，勿殺！”后子孫蕃衍，書香累世，鄉里以“燕山五桂”擬之。）

屏峰塔的傳說
青屏山，是密北眾山之祖，山脈渾厚，氣勢雄偉，仿佛一道新密城的錦屏。主峰山梁上有一塔，叫“屏峰塔”。塔九層，高19.045米，塔基為青石建造，正方形，邊長3.5米，高0.9米，塔身為青磚壘砌，每層有六角形密檐疊層，微向外展出，塔頂有鐵鑄寶葫蘆形塔剎。此塔據載為清順治知縣李鵬創建，后被毀。到咸豐年間，知縣張圭錫重新進行了修建。今，成為新密城區青屏公園一景。

修建此塔，民間還流傳有一段傳說。事情發生在咸豐年間。相傳，有一知縣張圭錫到密縣上任，他精通風水地理，深懂相地之法。這一日，一行人馬行至縣東的三岔口，下轎歇息。三岔口是一處高崗，向西望去，三面環山，中間方圓數里一片平坦之地，北高南低，略微傾斜。迎接他的衙役指給他看七八里外的縣城治所，他細細觀望，看出古密城地脈靈秀，應是一處文風勝地，不僅大為贊嘆：“好一塊金盆寶地啊！這樣的地方，一定出不少文人學士。”過去社會，讀書人的地位被人們看得很高，各類有才學的人普遍受到尊崇，地方官到任，首先要拜訪他們。他向眾人解嘲：“看來到這地方來，不是讓我做官的，而是讓我來拜客哩！”于是，人馬行至城外的的官夫橋時，他整整衣寇，放下架子，下轎步行，做出禮賢下士的姿態。但是剛走到東關的石馬古路，看見橫穿城外的石道時，立刻驚嘆：“密城氣脈挖斷矣！”再往前行，進城到石橋溝時，又看出了建筑上的破綻，大為痛心，嘆息說：“金盆破裂，文風衰落矣！”

當時，新密地方文風不振，張圭錫到任視事后，又細察了密縣的山脈、水勢，想重振密地文風，就召集鄉邑豪紳說：“青屏山是密北眾山之祖，主峰不高，密縣境內的學子不能見面，致使文風不能昌盛。今我有一法，如建塔升峰，境內定能出文人無數。”眾豪紳聽從了他的建議，捐錢捐物相助。

他首先在城里修橋填溝，建石橋溝，接通文脈，又在屏峰山上筑塔升峰。塔很快修成竣工，到了祭塔這一天，煥然一新的屏峰塔挺立在青屏山上，塔頂上三個鐵質圓球串在一起，預兆著學子們將連中三元，正頂豎一鐵筆尖鋒，圓錐一般，直指藍天。張圭錫神清氣爽，乘著小轎登上了山，正當他滿心歡喜，慶賀自己大功告成時，突然發現，新塔的高度還不象預想的那樣高，心里咯噔一下，感覺不太對頭。于是命人重新丈量，果然不夠，質問建塔的工頭。工頭是一個自負的人，建塔到了第八層的時候，也不知什么原因，就是升不上去，但又不好意思向知縣報告，怕知縣怪罪自己技術不精，眼看著也快完工了，就瞞著沒有上報，裝上了塔頂。這會兒見知縣親自過問，只得如實相告。張圭錫聽完后，很泄氣，長嘆一聲，知道是氣數如此，不能強求，只好作罷，另想新招。為了彌補這一缺漏，他找到了一個破法，在塔頂上掛紅燈百日。

于是，剛剛修建的屏峰塔頂，高高挑著一盞紅燈，在夜晚里，象是一盞希望的燈塔。到了第九十天，傳來消息，知縣大人要調任了。張圭錫一走，掛紅燈的事本來也有些無稽之談，就無人過問了。后來，新密境內果然出了王化堂、周相、張紹衣、張增祥，翟元之等兩位翰林、三個進士，應了那句“出文人無（五）數”的話。傳說十分巧合，但它的確反映了當時讀書人渴望有所成就的美好心愿。

雖然故事流傳的那個年代早就過去了，但“屏峰塔”歷盡滄桑，仍屹立在青屏山頂，與青屏山東腳下的“龍池”交互相映，在天氣睛朗的天氣里，塔影水色相疊，極為好看，被人們取名“青屏疊翠”，列為“古密八景”之一。

唐代科舉的一個非常顯著特征就是進士科的崛起，進士科考試趨向于以詩賦為主，將自己的文學創作擇優編成文卷，投獻給當時達官貴人或文壇名人求得他們賞識推薦。

宋代科考，輕詩詞，重視實際能力，多用殿試策論。由于宋代文官政治的實行，大批文人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仕途，他們不僅在政治上有發言權，在文壇上也是左右風氣的領袖人物。因此，宋代文人多為官僚、學者、文士的復合型人才，其知識結構遠比漢唐廣博宏大。

明清科舉考試，開始以八股文為主要內容。八股文的字數每多變化，明《四書》的題目規定要寫二百字以上，《五經》的題目規定要寫三百字以上。應試者為求勝出，往往愈寫愈多，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始規定每篇八股文不能超過七百字，以后即奉為定則。

由明代開始，科舉考試內容陷入僵化，流于形式，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被狹隘，眼界、創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到清代科舉制日趨沒落，弊端叢生。廢除科考后，這一制度在中國社會中仍留下有不少痕跡，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我們的高考中看見。

明清的考試
童試：童試是頭一關，府、州、縣每年考試，考中者為秀才。
鄉試：鄉試是第二關，三年一次，只有秀才才有資格赴考。應試的秀才們要在鴿子籠般大小的地方連考三天，考中者方為舉人。《聊齋志異》的作者蒲松齡先生曾多次參加科舉考試，終于沒被取中，最后看透了官場的黑暗齷齪而放棄；《儒林外史》中“范進中舉”，大喜過望，竟然一下子就瘋了起來，正說明當年文人中舉有多么艱難。
會試：會試是第三關，也是三年一次，在京城的禮部舉行。只準許舉人應試，考中者為貢士。
殿試：殿試是最后一關。清朝皇帝殿試處是在紫禁城的保和殿，由皇帝主考，從貢士中選拔進士。頭三名為一甲進士，一甲第一名稱為狀元，第二名稱為榜眼，第三稱為探花。殿試有時還開恩科、特科，如康熙、乾隆時曾開博學鴻詞科。由于三年才舉行一次會試和殿試，所以三年才能考出一個狀元。

評價
一提到科舉考試，人們會立刻想到中國的一部古典小說，明小說家吳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范進中舉”一節，因入選中學語文教科書，現代人深刻了解到科舉制度的負面影響以及它對人才的束縛和戧害，科考的敲門磚“八股文”，也因此臭名昭著，成為閹割人才創造力的代名詞。

事實上，一個制度的誕生，自有它的道理。公允地說，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對隋唐以后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總體來說，我國古代科舉制度比較客觀和公道。憑著真才實學來加以應試，道道關卡，極其嚴格，最后還要經皇上親考，才得以任用。走后門現象不太嚴重，實行的是公平競爭。考官們大都是一心為了國家，為了江山社稷而招賢納良，考生們憑著真本事步入仕途。靠考試選官，考試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標準具體、方法公平，更多的人可以憑自己的本事經過考試去做官，做官的途徑擴大了，這是社會一大進步。

早期的科舉，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才，打破了貴族世襲現象，整頓了吏制。相對于世襲、舉薦等選才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拔人才的基礎，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可以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   

科舉為中國歷朝發掘、培養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以百萬。當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都非等閑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

科舉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推動是出于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于科舉入仕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分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則以百萬計。由于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物，學習的亦是相同“圣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一和向心力。

影響
科舉初始，東亞的日本、韓國、越南均效法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游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后來為歐美各國仿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和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明。
有關科考的評論
“考選制度，應該是也必須是包含著這樣幾種基本精神的：一曰公開平等，二曰競爭擇優，三曰量才使用，四曰內行管理。這些，也就是西方現代組織理論所強調的普遍主義與感情無涉原則，以及擇優選拔、據能授任原則。科舉制時代的考試，基本上是體現了這些原則的一一盡管存在著極大的不徹底性。”（鳳凰網對考選制度的評價）

任職制度，一套嚴密的用人程序
中國歷史上對吏治的重視程度，在世界歷史上似乎絕無僅有。吏治的成敗關系王朝的興亡，古代中國似乎早就認識到這個問題。在中國古代官吏體系中，科舉制度為社會儲備了源源不斷的人才。在之后選拔任用官吏時，各項復雜而又嚴密的選官任官程序，使大量讀書人擠在“學而優則的士”的浩浩官途上，如鯽魚過江，確保了中國古代擁有當時世界上先進的文官制度。

考核選拔官員
從隋代科舉取仕開始，應選人由童生試、鄉試、會試和殿試取得舉人、進士等不同的科舉資格后，即可候選入仕。

在唐朝，入仕的途徑除科舉制外，還有“門蔭”和“入流”。所謂門蔭，是指憑借先輩的官資以蔭得官；所謂入流，就是流外官經過考銓，升職為流內官。（唐代屬于九品范圍的職事官稱流內官，低于九品職事的官吏稱流外官，流外官多半是出身卑微的胥吏。）

到了清代，官吏的選拔可分為正途和異途。正途，就是常規途徑，主要包括科舉出身的進士舉人、貢生(包括恩、拔、副、歲、優五貢)、監生和憑借父祖的余蔭而做官的蔭生。異途，就是非常規途徑，主要指捐納、吏員考授和軍功提任。如非進士、舉人出身，欲做官者，必須先有貢生、監生身份，這種身份必須用錢去買，稱例貢或例監，但不一定入監學習，然后再依各官定價去買官，稱為捐納。(所謂“例”就是捐納的名目，如海防之需稱“海防例”，賑災之需稱“籌賑例”等)。正途俗稱科班出身，為世人所重。異途，多是買官，而被世人所輕。

官吏的好壞決定了一個朝代的命運，所以官員的選拔、考核以及獎懲評定顯得十分重要，都制定有詳細的標準。授一任官職需要經過復雜的考核，最后等到單月選或雙月選，也就是在吏部掣簽領取委任誥敕，才能奉敕上任。故地方官都有“皇帝命官”之稱。

歷代地方官的任期除明代為9年外，一般為3年，不得久居一地，任滿若屬卓異則提升，平常者則平調，有過者或革職或降級。但經考核本應升遷，百姓可以請求連任。
據統計，在古密，七品以上文武官員有任職的共計135人，其中，巡撫1人，御史、按察史、布政使、鹽運使6人，光祿寺卿、鴻臚寺卿、欽天監監正3人，給事中、戶部郎中3人，知府、知州、同知14人，戶部、刑部主事4人，知縣49人，府州教授、學正、教諭13人，府州訓導14人，州判4人；武職有將軍、總兵、參將、指揮使、都司9人，守備5人，千總、把總10人。

僅舉復雜的考核一例。據記載，唐代時，官員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由吏部考功司負責日常材料，臨考核時大臣主持，有統一的考課內容和評定標準（很復雜，不備舉），分為九等，其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的為下下等，以考核定官階俸祿的升降。

在清代，官員選拔資格的考核達七項之多。如：一是別其流品。流品，即官員的出身。入仕者必須身家清白。凡八旗戶下人、漢人家奴、長隨、娼、優(賣藝人)、皂隸等人之子孫，概不準入仕籍。二是觀其身言。即要品貌端正，言談流利，身體健康，年貌相符，并現場陳述政見，書寫履歷，以考察其實際能力。三是核其事故。事故，即有無不合例定之事，如有無未結之案，父母喪是否在身等。四是論其資考。即查考俸期，升任官于升任內論俸，降補官于降補任內論俸，調任官準通算前任之俸，論俸必須計算準確。凡截缺、回避、丁憂服滿、終養事畢、病痊銷假，補缺后仍準接算前俸。五是定其期限。所定之期限，系指學習期、試用期及辦理銓選過程中規定的期限。如拔貢知縣、教習知縣分發試用者，皆以一年為期滿。六是密其回避。清代規定，本省人不能做本省的官，即使不同省而離原籍在五百里以內的，也必須回避；凡親屬不得在同一衙門任職，如遇及，由官小者回避，同級官，則后到者回避。七是驗其文憑。文憑，泛指各方面證件。如考取進士、舉人的證件，貢、監生學業期滿考職，部發的證件；役滿書吏的證件；捐輸人員，戶部發給的證件，等等。

“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其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至二十七，余略，即各個職位的評價標準）。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而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而有一善，或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存狀，為下下。按《新唐書》的記載，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舊唐書》記載的唐朝考官制度中考核的條目。

“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證；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為留，不得者為放。”——《新唐書》記載唐時擇人之法。

凡大選，曰色目，曰狀貌，曰才行，曰封贈，曰襲蔭。考官其目有三，曰稱職，曰平常，曰不稱職。洪武十一年命吏部課朝覲官殿最，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職者為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者出，然后退。此朝覲考核之始也。——《明史》記載的選官
官員任官回避

所謂回避制度，是我國古代在任用官員時，為了避免親友鄰里請托徇情，制定出一定的限制條約，以防患于未然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起始于東漢，沿用至清末。民國以來，以至當今，仍有沿用，但回避地域范圍越來越小。

回避制度起始于東漢的“三互法”，規定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唐朝規定不許任本籍州縣官及本籍鄰縣官。北宋時，官員銓選中正式規定了任職須回避原籍，政和六年(1116年)下詔規定“知縣注選雖甚遠，無過30驛”。古代一驛30里，30驛為900里。可見北宋的地理回避制度以900里為限，其概數即為千里。北宋的這種制度為以后的歷代王朝所沿用，至明代形成一種非常重要的人事制度。其回避最重要的是地理回避和親屬回避，其次還有師生回避、揀選回避、科場回避和審判回避。

地理回避就是凡為官者不得在本地做官，即回避本籍。宋代，地方官員不僅須回避本籍，而且非本籍而有地產的亦須回避。明代回避制度頗嚴，規定實行大區域回避，即北人官南，南人官北，或西部地區調任東部。清代對官員回避本籍的制度，打破傳統的按行政區劃分的做法，改以五百里為限，即官員雖在外省做官，但與原籍、寄籍在五百里以內的地區，都得回避，教職只回避本府州縣。如應該回避的官員，本人隱瞞不說的、假報親屬、師生關系或里程不實、借回避之名挑選官缺的，都有相應的處分條款。但確系家庭困難，也有申請獲準指省任職的，稱為“告近”。親屬回避，是指一種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關系，有這種親屬關系的人不得在同一地區或同一衙門做官。如遇及，則官小者回避，同級官，后到者回避。

此外還有兩種回避：一是科場回避，主考官及同考官的子弟不得同入試場，此后回避對象延及到五服之內及親姑、姐妹之夫與子，母、妻之親兄弟子侄等。二是審判回避，主審官凡遇有親屬訴訟案件，或主審官與當事人素為仇隙之人，此案審理則須更換他人為主審官。

回避制度發展到清代形成了三個特點，一是較之歷代更全面更具體更嚴密；二是滿州官員較漢官為寬；三是外官嚴于京官，文官嚴于武官，內地嚴于邊疆，內陸嚴于海防。

監察制度，一項最不容忽視的制衡機制
為政清廉，是古今中外一切政治文化對政府官員的基本要求，盡管不同國家、不同政體，在目的性與手段上可能存在差異，但在反腐倡廉、對官員實行監察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形成于秦漢時代，又經歷代的不斷發展，完善而成熟于明清時代。中國古代的封建監察機構，是維護皇權專制政治的御用工具，它從一開始就注重完備法律法規，逐漸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監察法律體系，成為獨具中國古代文明的一項政治制度，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權利制約機制。

沿革
秦朝從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個監察網，創建御史大夫府為中央監察機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掌握天下文書和監察中央官員，在地方設置監郡御史，負責監察郡內各項工作，監郡御史直接受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領導和節制。可以說，監察機關的垂直制，在秦朝已開始。

漢承秦制，監察制度得到進一步加強，監察御史的級別也提高了，在中央設御史府的同時，增設了丞相司直和司隸校尉為中央監察官，在地方設立十三部刺史，監察地方二千石長吏，漢代比較好的經驗就是建立刺史制度，再就是制定了一個專門性的地方監察法規，可以說秦漢是我國監察制度形成階段。

到了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基本處于封建割據的分裂狀態，監察制度進入一個較低落的發展時期，監察制度沒有太大的變化，監察機關仍然為御史臺，但直接受命于皇帝，長官御史中丞職權很大，“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另一個變化就是“風聞奏事”制度，也就是說御史不需要有真憑實據，只要聽說有什么情況，就可以上奏對某個人進行彈劾。

中國進入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唐代，這一時期監察制度組織完備、職責明確，唐代的御史臺是對中央和地方百官進行監察的專門機關，御史由御史臺長官或皇帝直接任免，不歸吏部管理。在御史臺之下設立臺院、殿院、察院，三院分立，互相牽制、互相配合，在地方則分十道（后增至十七道）監察區，監察地官吏，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自中央到地方比較嚴密的監察網。

宋代監察制度的一個不同是在地方設立通判，與知州平坐，有權隨時向皇帝報奏，是皇帝在地方的耳目。元代在地方設立行御史臺，全國共設22道監察區，每道設肅政廉訪使（提刑按察司）常駐地方，監察地方官吏。明代將御史臺改為都察院，職掌糾察，它可以“糾察內外白司之官”對全國所有官吏的違法犯罪行為進行糾劾，另外還創設了六科給事中這一獨特的監察組織，負責糾察六部官吏的違法事件。到了清代將原來獨立的六科給事中監察系統合并于都察院。與地方十五道監察御史合稱“科道”，科道合一使清代監察權進一步集中，另外還制定了封建社會最完整的一部監察法典《欽定合規》，使監察系統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和完整，也使封建社會的監察制度發展到了頂峰。

評價
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自成系統，獨立實行行政監察。而且多用年輕、資歷較淺、品位較低的官員作為監察官員，“以小制大”，使得監察官員要自身求發展必須勇于履行所擔當的職責(官小才不惜官)。

由于監察責任重大，因此歷代統治者都非常重視監察官員的選拔，不但非常重視監察官的工作能力，而且還非常重視監察官的“德望”和“品德”，把廉潔奉公列為選拔監察官的重要條件。

縱觀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監察制度，雖然是為專制君主服務，并為其操縱，加之制度本身設置不是十分嚴密和完整，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王朝固有的內在矛盾，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古代吏治的腐敗得到整飭，同時對于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行和封建王朝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安寧穩定起了很大作用。其中相當的制度、措施對今天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如：監察機構獨立自成系統，自上而下垂直管理 。自兩漢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監察機關都有專門機構和職官，自成系統，基本上是與各級行政機構相分離的。這樣做，確保了監察權力的獨立運作，為監察效能的發揮提供了組織保證。另外，設置了“以小制大，以內制外”的監察制度。監察中，多用年輕、資歷較淺、品位較低的官員擔任監察官員，監察官員雖然官職不高，但職權很大，“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不受任何機構、官員的約束。